探討記者工作的知識基礎: 建立分析架構
（大家可以看藍色字的部分）
摘要
本文綜合並檢討過去數年研究記者工作之心得，試圖針對記者工作之性質及其知識基礎，提出今後進一步研究的分析架構。 本研究計劃主要的前提是，從事報導工作本質上是一個解決問題的歷程，因此研究記者工作即在探討其表徵問題和發現解決方案的過程。 本文分作兩部分。 第一部分說明本研究開始時採用資訊處理的觀點，主要在分析記者的知識如何影響問題解決的品質。 第二部分則對此一角度提出反省，並指出在研究記者工作時必須考慮記者與情境的互動，才能透析記者問題的特性，也才能掌握記者工作所需的核心知識。 這一部分並且對記者核心知識的內涵提出初步的看法。
壹、探討記者工作的知識基礎: 建立分析架構
新聞科系的主要任務在訓練新聞記者，可是有趣的是，新聞學界對於新聞記者的研究反而最為單薄，而且就這方面的研究而言，大部分是有關專業。 對於新聞系所教育的重點---新聞工作其性質為何，其知識基礎為何，多半停留在常識性的觀察，缺乏系統的研究。
新聞教育的重點反而是研究的偏流，所以如此，可能的一個原因是：很多人認為新聞鼻、新聞眼是直覺，只可意會不可言傳，因此也不覺得其中有何學問。 這種想法顯然對研究的精神有所誤解，直覺正是研究者的上好素材。 研究之道正在轉化直覺為系統知識，從知其然邁向知其所以然，術因此可以成學。
因此直覺之中當有道。 記者工作以處理資訊為主，性質錯綜複雜。 研究記者對於人類資訊處理的過程，可以提供豐富的素材。 更重要的是，根據過去學門發展的經驗，新聞工作的知識，必須要由術發展成學，實務才能更上一層樓。
基於以上的體認，我們這五六年來，對記者工作及其知識本質進行了長程的研究(Tsang & Chung,1993;鍾蔚文 & 臧國仁, 1994;鍾蔚文,臧國仁 & 陳百齡, 1996)，這篇論文的目的即在記載我們追尋記者知識本質的心路歷程，並試圖建立一個研究記者工作的分析架構。
我們的一個基本前提是： 從事記者工作，和別的領域一樣，是一個解決問題的過程。 因此研究記者的工作，我們等於是在研究他們解決問題的歷程。 本文以下主要將分兩部分來報告我們研究的心路歷程。 最初開始研究時，我們主要採用資訊處理的觀點，本文第一部分將討論從這個角度看記者工作的心得。 在第二部分我們將說明： 我們如何根據幾年來研究的心得修正研究的方向，容納社會學、 語言學的觀點，因此對於記者工作有了進一步的認知。
貳、從資訊處理典範看記者工作
從資訊處理的典範來看問題解決，主要是把人比作電腦，焦點在個人處理符號(symbol processing)的心智過程，重點有二： (一) 個人如何表徵問題(problem representation)(見圖一); (二) 對表徵加以運作(operate)產生解決方案的過程(VanLehn, 1989; 鄭昭明, 1993)。 從資訊處理的角度，主要的關注點在記者運用個人知識解決問題的過程，研究的重點有二： (一) 分析記者所面臨的問題的特質； (二) 探討記者在解決工作上的問題時用到那些知識？
圖形 1問題的表徵及其知識結構
一、問題表徵
問題表徵具體而言，是指對問題產生心象，可以說是記者對問題的認知。 不過個人在解決問題時，未必感覺到在進行表徵的心理活動，但它的確影響了解決方案的品質。 對問題的表徵通常包括了以下幾個要素：
目標（goal）：記者在解決問題時，首要之務是界定其目標為何，雖然依照教科書，新聞工作的目的多在報導真實，實際上記者可能有多重目標，除了報導事實外，還可能有：伸張社會正義、吸引讀者等。 有時候這些目標間彼此間存在著潛在的的衝突，例如紀實可能惹禍上身，因此一個更上層的目標是：如何在記實和避禍兩難之間取得平衡？(康永欽，陳順孝,1997)。
條件、限制（constraint）：指記者在達到目標時必須滿足的條件，或是可能遇到的限制(Reitman, 1965)。 例如報導時必須遵守法律和倫理的約束、心中要有讀者等。 當然主觀上記者未必完全認知到這些條件，這也是專家/生手不同之處了。
計劃： 記者所作所為，均在達成目標，因此記者從策畫到成稿，基本上可視為完成目標的計畫（plan)。 這個計劃也可以看作問題的空間(problem space)。
問題空間代表記者要達到目標過程中種種可能的選擇。 具體而言，記者在達到目標前，每一步都面臨選擇，例如在發現問題、蒐集資料、分析詮釋資料和呈現時，都要決定進一步的方向 。 我們研究記者工作，可以從其選擇的方向著手。 因此計畫是一連串決定的總和。 不過這裡要強調，記者未必意識到這個選擇的心理過程。 同時，選擇的過程可能是循環進行，例如蒐集資料的結果可能反過來影響問題分類的決定。
根據以上的討論，記者的工作包括以下幾項：
根據對工作、情境以及條件的認知，界定目標；
擬定計畫。
由於採用資訊處理的角度，我們在計劃的早期，研究的重點在： 記者如何表徵工作上的問題？ 所做的選擇為何？ 不過，面對同一個問題，問題表徵可能因人而異。 換句話說，對目標、限制，解決途徑的認知未必人人相同。 而這些差異涉及個人的知識基礎。 從資訊處理的角度，解決問題的能力建立在知識基礎上。 知識就是力量。 因此要深入了解記者解題策略，進一步必須要追溯其知識基礎。
二、解決問題的知識
本研究的另一個主要問題是： 解決問題要具備那些先前知識？ 連帶的問題是：專家生手在知識的品質上有何差異？ 專家生手的研究對這個問題的研究相當豐富(Chi,Glaser,&Rees,1982;Ericsson,&Smith,1991;Ericsson,1996)。 綜合過去的研究，解決問題的專家可能在以下幾個知識的層次上和生手有所區別(見表一)：
表格 1比較解決問題的專家和生手
專家
生手
資料庫龐大
僅有基本事實
知識結構各要素之間環環相扣
知識結構鬆散
知識結構面向既廣且深
組織知識的概念抽根據事物表面現象
象層次較高組織知識
解決問題時，使用較多的先前知識
(一）專家和生手可能首先在知識的量上有所不同。專家資料庫龐大，生手僅有基本事實
首先專家擁有龐大的資料庫，以量取勝。 Chase 與 Simon (1973)發現，西洋棋大師記得五萬種不同開局與結局的方式，因此遇到對手任何的招數，都能立刻從資料庫中進行檢索，看看是否存有類似的棋局，進而採取適當的對策。
同理，記者對採訪議題資料庫的大小，也決定他／她的功力。鍾蔚文、臧國仁(民八三)的研究初步支持了此一論點。以採訪中美貿易諮商為例，不同層次記者所具備的知識大有差異。 大部份的記者都具備了核心的知識，如中美貿易諮商可能的影響、重要的議題、參加談判的主角。 可是功力愈高者，除了具備基本的知識以外，也可能知道許多其它有關談判的事，如次要議題、有線電視對外人投資的限制，也具備相關的知識。 在背景知識方面，專家也略勝一籌。
（二）專家的知識結構環環相扣，寬廣而深入；相對而言，生手的知識結構面向較少，層次較淺，各知識環節之間的關係較為鬆散
知識量多還不足以使人成為專家，另一個關鍵因素是知識的結構（鍾蔚文, 民八二) 具體來說，專家結構較複雜、寬廣而深入，知識結構中各元素環環相扣，相互呼應。
比起生手，專家對一件事物的知識結構，角度較多。就拿上面所提的中美貿易談判個案來說，專家的知識結構可能從三、四個不同的角度來評估此一事件的影響，生手則可能只從單一角度來看事情。
從知識結構的縱切面比較，專家的知識可能層次較深。上層觸及抽象的理論和概念，例如包含政治經濟學的概念。Chi et al (1982，也參見 Azai, 1991)發現，專家通常以理論或高層概念來透視現象、組織相關知識，而不僅僅以事物的表象作為組織分類的標準。例如物理學的生手在解決問題時，主要根據感官的直覺對問題分類，專家則根據問題背後的基本原則，如牛頓定律，來分類問題。拿中美貿易諮商一事來說，生手可能只把它當做純粹的談判新聞報導，專家卻可能看出背後所顯示的深層意義，例如把諮商成敗看做是與我國是否順利由報復名單剔除的關鍵。
另一方面，專家既擅於以抽象高層的概念思考問題，但是對許多具體而微的事實也能如數家珍，其知識結構下層可能延伸至具體的事實，例如國內相關產業的狀況、相關的人物，以至於談判發展的細節。
和以上現象相關的一個特色是：專家的知識結構中各個份子互相呼應，圍繞著一個核心主題。例如在報導中美談判時，專家記者可以看出談判動作之間的脈絡，對生手而言，這些可能只是獨立的事件。政治學對於菁英份子信念及態度結構(ideologue)的研究，也有類似的發現(如Krosnick,1990)。
（三）專家對問題的表徵(problem representation)品質較佳，因此容易從中發展適合的解決方案
專家往往花較多的時間分析和呈現問題，連帶地，專家經常對問題的困難程度認識較深。 正如Scardamalia & Breiter(1991)所指出，同樣的問題，在專家眼中要困難得多。 或者更正確的說法是：生手往往沒有能力看出問題中存在的各種因素(如限制、 目標)，因此最終雖然提出了答案，但往往無法真正解決問題。
（四）專家表現出高度後設認知的能力
和以上特性相關的一點是：專家的知識結構中似乎有相當精密的自我監控系統，因此，專家比起生手，對於自己是否犯錯、能否掌握問題、方案何時該加以檢查，均較有自知之明(Glaser & Chi, 1988)。Voss等人(1988)研究後設認知(metacognition)時，發現農學專家提出政策方案時，相當部分在自我評估，顯示高度後設認知的能力。
三、資訊處理典範中問題的問題
資訊處理觀點對問題解決的研究影響深遠，是相關研究的主流典範，也的確對我們初期在研究記者工作時，提供了豐富的靈感和啟示。 我們最初研究也與資訊處理的主調契合，重點在記者個人資訊處理的過程。 但是經過幾年來的研究，我們逐漸感覺到資訊處理的角度有其侷限(Tsang & Chung, 1993)，主要有以下三點理由。
問題解決的角度固然提供了一些切入的角度，也有助於我們了解記者在解決工作上的問題時所可能需要具備的一般知識和能力，可是以上的發現，可能只是記者工作和其他領域的共向。 對於掌握新聞工作的特性，郤沒有助益。
資訊處理典範強調心智活動，也因此忽視許多工作(記者工作是其中之一)其社會互動的本質。 這點近年來已受到許多批評(Gardner, 1983; Resnick,Levine,&Teasley,1991; Scribner, 1986; Salomon, 1993)。
主要的批評是，資訊處理典範處理的問題侷限於學院的工作，如歸納、轉化(如河內塔游戲戲)等(Greeno, 1978; Hartley, 1989)，和真實人生有相當的差距。 Hartley (1989)比較了真實世界和實驗室研究的問題之後指出，人生中大部分的問題是和個人或人際關係的選擇和難題，因此，「實驗室研究的問題和問題解決根本和真實人生無關」(p. 310)。 Hartley也許措辭嚴厲了些，但是他的結論---資訊處理典範的研究缺乏外在效度郤得到不少共鳴(Wagner & Parker,1993;Pea,1993;Poon, Welke,&Dudley,1993)。
這正是我們在研究中意識到的問題，記者的問題和下棋這類過去研究處理的問題在性質上差異甚大。 因此我們體認到必須脫離資訊處理的框框去了解記者的社會情境和語言使用的因素。 專家生手的研究不應只是心理層面的問題而已。 我們主張，在討論記者工作，必須注意其特性，而這些正是資訊處理模式常忽略的。
資訊處理純由個人知識來解釋工作表現，對這個觀點有些學者也提出質疑。 相對於資訊處理觀點對個人心智的重視，他們提出分散智能(distributed intelligence)的概念(Pea, 1993; Salomon, 1993; Resnick, Levine, & Teasley, 1991)。 分散智能的基本觀點是： 智能不是只存在於個人，也存在於人使用的器物類如筆、 電腦、資料庫以至於同事。 智能是分散於社會體系，不為個人所獨有。 主張分散智能者認為，在解決許多問題時，個人必須和環境中的物質科技(如電腦)和社會科技(如分工體系)合作，聚集各自的智能，才能成事。 環境不只是影響個人表現的外在因素，而是智能的駐所。 分散智能觀點一反過去強調個人知識的傾向，改從和媒介互動能力這個面向來界定專家。 因此專家者，乃擅長利用環境中各種智能者。 在記者對傳播科技倚賴日深的今天，分散智能的觀點似乎更具深意。 在某種意義上，傳播活動成為專家研究必須考慮的因素。 同時分析單位也從個人轉移至活(Chaklin,& Lave,1993;Pea, 1993)。
基於以上的這些考慮，我們根據實際研究的心得，開始對記者的問題和其知識基礎作了進一步的省思，以下針對(一)記者問題的特質;(二)其知識的本質這兩個問題，提出我們初探的見解。
參、對記者工作的再思
一、記者的問題有何特性？
(一) 記者工作不是單純的心智活動，還涉及大量的社會互動的歷程。
記者的工作充滿了社會性，和學院中所面臨的問題未必完全相同。 記者面臨的情境和工作可能分秒都在變化。就工作的流程而言，在有些情況，下一分鐘的資訊便可能使記者必須另起爐灶。同時記者在從事採訪工作時，往往必須同時應付體制的限制，配合其他同仁的要求。
延伸此一概念，記者在解決工作上的問題時，是在進行個人與情境、工作（task）的互動。 在工作的流程中，三者的關係不停地在變化(見圖二)。 能否解決問題，要看記者能否保持高度的彈性，使三者之間互相配合。
圖形 2個人、情境和工作之間的動態關係
(二)新聞工作是結構模糊問題(ill-structured problem)
新聞工作和大部份社會科學問題一樣，屬於結構模糊的問題。 結構模糊問題通常有以下的特性 (Reitman, 1965; Simon, 1973)：結構模糊問題的特性如下：(1)並無公認的正確答案; 評斷新聞表現是否優劣，往往沒有明確清楚的標準，涉及的知識範圍廣泛而模糊，更是典型結構模糊的工作。(2)不同的時間、不同的人，對問題的界限往往有不同的看法;(3) 外在變數難以確定(open)，在此「難以確定」指在開始工作時，並無法預見所有可能的變數。相對於結構清楚的問題，如下棋，在結構模糊的問題中，何謂相關的資訊難有定論，不易掌握。
(三) 記者的核心問題是對事件形成文字表徵
我們覺得，記者的核心工作在對新聞事件形成表徵，經過選擇、組織轉化成合乎新聞價值的故事，再轉化成符號表徵。 符號表徵則為將心象翻譯成文字或視象的過程。 這個過程涉及心理活動，也涉及與外界環境的互動、 符號系統應用的問題。 (見圖三) 具體來說，記者的核心工作和其他的領域有以下幾點不同：
圖形 3記者的核心工作－表徵轉化的歷程
對於大多數的領域來說，形成符號表徵並非解決問題的目標。 以人事甄選為例，目的在評定等定。 法官判案問題解決的歷程止於判決，和人事甄選也許不同的是，法官通常必須明白說明判決的理由(Jounson, 1988; Lawrence, 1988; Voss & Post, 1988)。
在別的領域，事件表徵往往已等於問題表徵(Wyer & Srull, 1989)。 例如，農業政策專家如果產生事件表徵，基本上已對問題有所當握。 可是記者則不然，對他們而言，事件表徵只是問題表徵的一部分。 記者在呈現問題時，面臨著雙重的問題。 一方面他要和與事件有關的領域專家一樣，掌握事件的輪廓，另一方面，對記者來說，事件表徵只是問題表徵的一部分，他還必須進一步考慮其他爭限制，將事件表徵轉化成新聞故事。 換句話說，記者在報導時（從發展新聞觀點到寫作），所要解決的問題和領域專家並不同，因此所要考慮的限制也不同。記者的工作是以領域問題作材料，然後加以轉換成為新聞問題。
以下我們進一步探討以下幾個問題： 有那些型態的知識為記者此一行業所特有？ 這些知識的內涵和形式為何？
二、記者特有的知識
(一)以默識(tacit knowledge)為主
近年來學者已漸漸體會到，解決實際問題所應用到的知識,或稱實用智能(practical intelligence,Scribner,1988)，是目前學院課程或書本所未能涵蓋者，以默識(tacit knowledge)居多(Polanyi,1971;Wagner&Sternberg,1986;Sternberg,Wagner,&Okagaki,1993)。 主要的原因之一是默識正如其名，往往不為擁有者所知覺，因此常以直覺朧統稱呼。 其實默識也可化暗為明，成為系統知識。 目前有些學者正在進行這一方面的工作，如哈佛和耶魯所進行的PIFS計畫(Walters, Blythe; White, 1993）。 我們相信，記者在實務操作時應用的知識，恐怕有一大部分尚未系統化成為學院知識，是所謂的默識。 這些默識具有以下幾項特色：
是定義問題的知識。
前面提及許多實務問題是結構模糊問題。 這些問題，正如Scribner所說，「通常只有一般的形式，沒有固定的定義」（p.21）。 即使在一些看來問題已經規格化，看來十分清晰的工作，例如提取貨品，個中的高手仍然懂得重新界定問題去發現更省力的解決方案。 同理，新聞的任務看似可循成規(routinization,Tuchman,1977)因應，其實同樣的新聞事件，並無固定的處理方式。 因此高手仍可重新界定分類，發揮創意。 這種例子在我們研究的樣本上並不少見。 在有關結構清晰問題的研究中，已發現專家比起生手，花費更多的時間和精力界定問題，可是這種傾向在結構模糊領域似乎更是明顯。 對於政策專家的研究發現，專家在思考問題時，21%的內容都是針對問題的本質和意涵（Lawrence, 1985)。 蘇俄農業專家在討論相關政策問題時，重點之一在發展論證結構，來支持其問題界定的方式 (Voss, Tyler & Yengo, 1983; Voss & Post, 1988)。 因此解決這類問題，具備建構高品質問題表徵的知識更形重要。
是與情境互動的策略知識
在資訊處理典範，個人知識的質與量是解決問題的關鍵，認知者似可不假外求，自己自足地處理問題。 學者如Wagner&Sternberg(1988)則指出，在解決實用問題時，大部分的默識涉及因應情境的能力，因此專家是那些能因情境而變化解決方案的人。 對同樣的問題，他們似乎具備好幾套解決方案，視情境而作不同的因應，因此表面看來這些高手常不按牌理出牌，背離標準的工作手冊，即興創作。 正如Schon(1983）的看法，這種即興創作的能力（informal inprovisation）正是高手的特徵。
延伸以上的想法，在解決實務問題時，專家會考慮情境的現況。 在接到指令時（例如採訪某一火災），專家並不把這些任務的指令當作問題，而是看作界定問題的材料，加上對情境的酌量，重新界定問題。 專家是經常重新界定工作的，或者換句話說，工作、情境、和個人其實是難以分割。 對專家而言，工作、情境並不是固定的常數，而是可以建構的變數。 解決問題不只是個人因應工作和情境，而是積極界定工作和情境（Lave, 1988; 1996）。
以下再具體說明，記者解決問題時，可能應用到那些實用知能？ 這些也是我們繼續研究的重點。
(二)論域知識(discourse knowledge)
如果記者的核心工作是轉換事件表徵為新聞故事，其中可能涉及以下幾種型態的知識：
和事件領域有關知識，要對事件形成比較完備的表徵，記者顯然必須具備和新聞事件相關領域的內容知識(如政治路線的領域知識)。
可是，更重要的是，也可能是記者行業所獨具的是所謂論域知識(discourse knowledge, 見Kellogg, 1994)。 論域知識基本上是用來轉換事件表徵的知識，可能包括兩個部分：
如何選擇、組織事件表徵轉化成故事表徵的知識。 換句話說，如何從事件中找出具有新聞價值的材料。 例如些可以放在新聞故事裡，那些不重要。 在這個過程中，記者可能應用到更上層的知識結構如後設認知(metacognition, 見Flavell, 1979)來指導選擇和組織的過程。
符號表徵的知識： 形成故事表徵後，進一步透過適當的符號系統如文字或圖像表現於外，形成新聞報導(許舜青, 1995)。
符號表徵的能力(Gardner則稱作語文智能linguistic intelligence)是指使用符號系統表達心象的能力。 依Gardner(1983)的看法，這種智能人人皆有，但是有高下之分，而在詩人身上達到極致。 具體來說，語文智能表現在以下幾層面： 對字義、聲音、顏色敏銳的感覺，對語言結構(文法)的操控，對語言功能的掌握，深知如何運用語言去感動、游說和傳達資訊。
不過以上對符號表徵的討論，仍偏向資訊處理模式，視表徵能力為個人私自的心智活動。 Olson (1986)則主張將語文素養定義為「心智使用科技的方式」，凸顯了符號表徵能力中和符號表徵科技(如文字、電腦)互動的層面。 這個觀點和前面提到的分散智能是相互呼應的。 延伸這個想法，符號表徵能力有以下三點意涵：
表徵能力也是一種分散智能(distributed cognition)。
表徵科技(如文字、電腦)不只是器物，也代表了與某特定表徵科技相隨的思維和表現方式，也需要使用者具備相應的能力。 因此要掌握科技不能只是學習操作，還涉及對其文化邏輯的知識。 以使用文字為例，所需要的能力是：
「大量的閱讀詞彙，掌握複雜文法結構的能力，包括安排主句子句的能力，將句子織成高層結構如段落文章的能力。 同時必須能分辨和應用不同的概念，例如區分証據和推論、 觀察和推論、 陳述和詮釋」(Olson, 1988, p. 349)
專家的認定往往隨科技和社區而改變。 使用圖像、電腦均需要具備不同特質的符號表徵能力。 因此口語時代的專家到了文字時代，如果無法掌握文字時代的邏輯就可能落伍。 例如在口語社會，記憶的能力往往是領袖人物的表徵。 現代社會則相對之下則比較重視使用文字表意的能力，連帶地凸顯分析和邏輯的能力(Olson, 1988; Gardner, 1983)。
同樣地，工作的特性可能對於文字智能也能產生不同的要求和挑戰。 不同文化社區往往強調語文智能不同的層面(Gardner, 1983)。 詩歌精簡，因此用字遣詞特別重要。 相對之下，小說的難題則在如何組織繁複的情節。 因此就新聞工作而言，在表徵科技多元化的現代社會，適當的語文智能其內涵為何，是一個重要的研究課題。 根據以上的討論，我們研究記者工作，必須考慮記者如何應用當代地的表徵科技(從文字到電腦)。 或者說，如何在這些科技的條件(constraints)下再現事實。
(三)社會智能（social intelligence）
在許多領域都涉及和人的互動，工作的成敗往往繫乎於作人一事。 對經理人才的研究(Klemp & McClelland, 1986)即發現，經理人才除了具備一般解決問題的能力，還要具備所謂的影響智能(influence competence)。
記者的工作，更是涉到及和人的互動(喻靖媛, 1994; 臧國仁 & 喻靖媛, 1995)。 我們研究的記者當中，不少人認為記者的主要工作就是佈線。 有人強調拿到獨家新聞，主要是靠平日人頭熟絡；掌握關鍵消息要靠「深喉嚨」、wiseman。
首先要指出，社會智能中外都重視，可是在講究「差異格局」、親疏遠近的中國社會，社會關係以及一些連帶的社會技能如作人情、作面子更是重要。 而且其內涵也有別於西方，如果只套用西方理論常有捍挌之處(黃光國,1993)。 近年來，如黃光國等人（1988; 朱瑞玲, 1988）已進行了許多相關的研究。 其實他們所作的，正是在將有關中國人社會智能的默識作一整理。 正如黃光國(1988)所指出，
「人情」、「面子」以及相關的「關係」、「報」和「,緣」等概念，構成一套由文化制約而成的社會機制。 透過這套社會機制，中國人可以對家庭之外的其他乞炫耀自已的權力！ 可以操弄自已在別人心目中的形象； 可以改變他人的態度、動機、行為，使其順從自已的意志！ 還可以閃避別人權力的影響。 因此，我們可以將這套由文化制約而成的社會機制視為一種「權力遊戲」，來了解中國人的社會行為。 (p. 291)
而在中國社會中，人情和面子影響最大的人際關係範疇是混合性關係。 混合性關係的特性是：「交往雙方彼此認識而且具有一定程度的情感關係，但其情感關係又不像原級團體那樣，深厚到可以隨意表出真行為....這種關係可能包含親戚、鄰居、師生、同學、同事、同鄉.....等等不同的角色關係」(p. 297)。 記者和消息來源的關係近似混合性關係，因此作人更是重要。 我們初步研究發現，記者在和消息來源關係的內涵主要是交換資源。 而這時候人情、面子的作用便明顯可見。 例如雙方會考慮： 彼此有什麼樣的關係？ 要應用什麼社會交易法則？
在一個關係取向的社會，尤其在一些權力義務含糊不清的時機，如何建立關係其實是記者取得資(源在此為消息)的大學問，我們對這門學問的研究仍在起步的階段，不過根據初步的觀察，記者可能通常要用到以下一些社會智能：
對中國社會關係本質的透析；
在實際運作時深諳其中三昧，例如對彼此的關係掌握分寸，懂得對不同關係的人應用適當的社會交易法則。
通曉人情法法則。 平時知道如何建立和加強關係，在進入實際資源交換行為時，懂得如何拿捏分寸。
這些人情技巧進一步也表現在符號表徵的策略上。 翁秀琪(1997)研究自由時報對宋楚榆新聞的處理方式，發現新聞字裡行間均在體現中國人對人情的觀念。 陳順孝、康永欽(1997)的研究則針對記者如何在行文中拿捏人情以記實避禍。
未來研究應對記者工作上運用到的社會智能，其形式、內涵、策略進行系統的整理。
(四)結構模糊問題下的結構策略
另一個問題是：記者從開始注意一個新聞事件，到完成任務，其解決問題的策略為何？ 用使用問題解決的語言來說，就是：如何從初始狀態到達目標？
傳統的專家研究發現，專家在解決問題時，往往採用前推的方式(forward search, Patel & Groen, 1991; Hunt, 1989)。 也就是從已知向前推論，是一種資料導向的推論過程，比較接近基模推論述(schema-driven inference)的方式(Rummelhart, 1984)。 最常見的型態是援前引前例，採用對比，來建立問題表徵，解決問題。 使用這種推論方式的大前提是：已經具備相關的領域知識，因此可以縮小推論的範圍。
可是在結構模糊的領域，可能後推式(backward search)便比較適用。 所謂後推式是指先產生假說，然後採用嘗試錯誤，假說驗證的方式，過濾資料，排除假說，類似科學研究假說驗証的過程。 作者如果採取此一策略，接近精確新聞的作法。 可能找尋各種不同來源的資料，對假說一一驗証。 換句話說，個人可能必須蒐尋較大的問題空間來排除或檢驗假說。 通常是在缺乏充分的相關知識時最宜採用後推策略，此時也最可能應用到一般解決問題的策略，如嘗試錯誤。 同時，專家可能必須提出大量的解釋，來證明所提解題方案的可信度。 例如Voss研究農業政策專家即發現這些專家在解決政策問題時，有相當篇幅都在解釋自己的推理過程，就結構模糊的領域來說，相當的精力是花費在建立論證架構(argument structure)。
照理說，新聞是個結構模糊的問題，新聞記者理當採取後推的策略。 但是在研究過程中，我們郤發現記者似乎以採用後推式策略式為主。 我們在研究時發現，受訪的記者在遇到任務時，經常立即的反應是： 過去有沒有類似的個案？ 或者和自已採訪過的個案對比。 進一步去翻剪報或沿用一向的採訪策略。 有一位記者為了要寫書，去找了幾本類似的書作為範本。 陳曉開(1985)編輯工作時也發現，越資深的編輯反而越傾向使用後推策略。 對於這個現象，一個可能的解釋是： 記者的確進行後推式策略，可是由於這些過程已難為記者所察覺，因此無法言傳。 可是我們覺得，更可能的解釋是： 新聞雖然是結構模糊問題，可是記者在解決這類問題時，受限於資源和時間，使用前推式推論必須蒐尋較大的問題空間，並不合乎效率原則(the least effort principle, Scribner, 1988)，反而是後推式策略比較合理。 在性質類似的行業也發現傾向使用前推策略。 急救中心的護士工作性質和記者相近，同樣是處理結構模糊問題，同樣必須在有限時間內作出反應。 他們也要採用前推策略略(Leprohon & Patel, 1995)。 換言之，照記者工作的性質也許該用後推策略，可是由於資源的限制，前推式策略恐怕反而是最上策。
事實上新聞行業最大的挑戰便是如何減輕環境中不確定的因素，也似乎已發展出一些因應策略。 在組織層次，分路線採訪便是試圖將環境中的不確定因素加以制度化，減低風險的策略(Tuchman, 1973)。 同理，記者也可能發展出因應的認知策略，如前推式推論，方能從模糊的結構中理出秩序。 章倩萍(民83年)發現記者在對新聞事件產生假說後，無論在蒐集資料或寫作都有求與原假說一致的傾向。 其實這種傾向可能正反映了前推式的策略。
從以上的討論可以看出，生手的社會化過程，便包括了累積個案，建立事件基模的過程。 對於一般的新聞事件，類比的策略恐怕也比較符合認知的經濟效益原則。 這個問題今後值得進一步探討。
(五)專家的難題
可是基模成熟，往往也要付出僵化的代價。遇到超出經驗常軌的事件，只使用既有的基模，恐怕便有捉襟見肘的尷尬。 思考常被基模帶著走，新聞也容易流為爛斷朝報。 因此，基模成熟也許是區別生手和次專家的因素，可是從次專家到再高一層的專家，基模成熟反而成了障礙。 遇到不合常規的新聞事件，專家跳不出框框，反而是生手能夠發揮創意。 美國新聞界轟動一時的水門案件，便是兩位新聞界的生手揭露的 (Stocking & Gross, 1989) 。 這裡便涉及另一個有趣的問題： 會不會不同階段的專家知識的性質有所不同？
其實在專家生手常見的發現是： 不同階段的專家在工作各階段的表現有質上的不同(qualitative difference)。Patel & Gwen(1991)研究醫生發現，從生手到次專家（Subexpert 如實習醫生）在閱讀病歷時，對資訊的回憶是個重要的區別變項。次專家回憶，無論在質和量上都比生手優越。可是比較次專家和專家（如專科醫生），專家回憶的量反而較少。對棋術高手的研究(Charress 1991)也有類似的發現。在進行搜尋時，大師和高手比較，搜尋的深度並無顯著的差異。另一方面，資訊處理的方式，也可能因工作、問題而異。處理常態問題，可能和處理特異問題所產生的策略不同。
要在工作上更上一層樓，反而要突破原有知識的限制。 其實，從某個角度，新聞工作最大的挑戰是平凡。 雖然教科書把新聞具完成「人咬狗」的事，但記者常遇到的大都是「狗咬人」，而他的工作便是盡力從這些平凡的人事找出不尋常。 因此創意可能是記者從「匠」到「家」的關鍵。 問題是： 創意何在？
肆、記者各種知識之間的關係
以上所討論的都是有關記者「獨門」知識的問題，重點放在記者知識和其他領域不同的地方。 本文第一部分則是以探討一般性的專家知識為主。 但是，兩種型態的知識之間的關係究竟是如何呢？ 這個問題實際上已涉及多年來新聞是專業還是通才的爭議。
首先要指出，每個領域可能都應用到多種不同型態的知識和技能。Csikszentmihalyi(1996)特別強調領域和智能這兩個概念不能混為一談。 領域指的是某一種特定學門如心理學，而智能則用來指稱一種型態的知識。 例如空間智能(spatial intelligence, Gardner, 1983)可能是許多領域知識的要件。 像數學和藝術這兩個似乎毫不相干的領域，郤都可能必須具備空間智能(Gardner, 1983)。 反過來說，一個領域可能需要多種型態的智能，例如音樂家除了需要具備音樂智能(musical intellgence)，還要在肢體智能(bodily-kinesthetic intelligence)上勝人一籌。 同理，一般人認為只要文字優美或是思考敏捷即可成為好記者，都有偏廢之虞。 整理上述的討論，記者這個領域可能應用到多種智能。 如圖三所顯示，有些智能(圖三的外圈)是屬於一般智能，而方框框內的則可能是記者的核心知識。 記者必須多才多藝---像其他的領域一樣。
圖形 4新聞和其他領域知識的異同
不過，另一個相關的問題是： 這些不同的知識之間如何協調和互動呢？有兩個可能。
各種知識之間常處在互相激盪的狀態。 不過這種傾向在專家尤其顯著。 我們可以圖二中事件表徵和符號表徵的關係為例來說明。 對於生手來說，從事件表徵到故事表徵之間也許只個單向道，只是把所思所想直接反映到文字上，是個告知知識(knowledge telling)的過程。 可是對於專家來說，這種轉換過程是個雙向道。 具體來說，論域知識往往反過來改變了問題表徵的型態。 例如在精簡文字時，往往進一步迫使作者必須對關鍵的要點進行分析而因此掌握事件的本質。 在文章中常需加一兩句連接詞，看是單純修辭的功夫，郤往往使作者發現了過去看似不相統屬實或觀念之間的關係。 因此Scardamalia & Bereiter (1991)指出，寫作(本身是一種轉化的過程)不只是溝通和記載的管道，實際上具備知識的效應(epistemic benefits, p. 179)，幫助作者發展知識。 因此對專家而言，寫作是個知識轉化(knowledge-transforming)的過程。
在從事工作時，會用到那一類的知識可能也視工作性質和專家程度而定。 Patel & Groen(1991) 對醫生的研究發現，醫生在診斷時，似乎主要應用其醫學方面的知識，在解釋其診斷時很少引用一般科學的理論。 這點符合前面所說的，專家可能在大多數情況只使用領域特有的解題策略。 可是在遇到疑難雜症時，專家便開始大量使用一般解題的策略知識。
伍、結論
回顧這幾年的研究，忽然醒覺，我們在研究記者解題歷程的同時，也同樣踏上了問題的發現之旅。 看記者如何表徵問題，發現解決方案，也在看我們自已如何表徵問題。 記者也像神話中受命尋找失蹤英雄的使者，也在重複著被追尋者的足跡。 最初對這個研究問題的表徵，如果用一個隱喻來形容，就是電腦。 可是一路行來，跌跌蹭蹭，問題的面貌時而清晰，時而模糊，問題的表徵也漸漸從量變到質變，又覺得要回到人間世，把記者放回社會情境，視野似乎開展了些....
參考書目
Anzai, Y. (1991). Learning and use of representations for physics expertise. In A. K. Ericsson & J. Smith (Eds.), Toward a Gerneral Theory of Expertise: Prospects and Limits (pp. 64-9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Camp, C. J. (1989). World-knowledge systems. In L. W. Poon, D. C. Rubin, & B. A. Wilosn (Eds.), Everyday Cognition in Adulthood and Late Life (pp. 457-48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Ceci, S. J., & Ruiz, A. (1992). The role of general ability in cognitive complexity: A case study of expertise. In R. R. Hoffman (Ed.), The Psychology of Expertise: Cognitive Research and Empirical AI (pp. 218-232).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Charness, N. (1991). Expertise in chess: the balance between knowledge and search. In K. A. Ericsson & J. Smith (Eds.), Toward a Gerneral Theory of Expertise: Prospects and Limits (pp. 1-3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Cheng, P. W., & Holyoak, K. J. (1985). Pragmatic reasoning schemas. Cognitive Psychology, 17, 391-416.
Chi, M. T. H., Glaser, R., & Rees, E. (1982). Expertise in problem solving. In R. Sternberg (Ed.), Advances in Psychology of Human Intelligence (Vol. 1, pp. 7-75). Hillsdale, NJ: Erlbaum.
Chi, M., Felvitoch, P., & Glaser, R. (1982). Categorization in experts and novices. In R. Sternberg (Ed.), The Handbook of Intelligence . Hillsdale, NJ: Erlbaum.
Chi, M. T. H., Bassok, M., Lewis, M. W., Reimann, P., & Glaser, R. (1987). Self-explanations: How students study and use examples in learning to solve problems. Cognitive Science, 13, 145-182.
Chinn, C. A., & Brewer, W. F. (1993). The role of anomalous data in knowledge acquisition: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implications for science nstruction. 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63(1), 1-49.
Csikszentmihalyi, M. (1996). Creativity: Flow and the Psychology of Discovery and Invention. New York: HarperCollins.
Engestrom, Y. (1993). Developmental studies of work as a testbench of activity theory: The case of primary care medical practice. In S. Chaiklin & J. Lave (Eds.), Understanding Practice: Perspectives on Activity and Context (pp. 64-10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Ericsson, K. A., & Smith, J. (Eds.). (1991). Toward a Gerneral Theory of Expertise: Prospects and Limits. Cambrige: Cambridge Univ. Press.
Ericsson, K. A. (Ed.). (1996). The Road to Excellence: The Acquisition of Expert Performance in the Arts and Sciences, Sports and Games.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Finke, R. A., Ward, T. B., & Smith, S. M. (1992). Creative Cognition: Theory,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 Cambridge, MJA: MIT Press.
Fiske, S. T., & Kinder, D. R. (1981). Involvement, expertise, and schema use: Evidence from political cognition. In N. Cantor & J. Kihlstrom (Eds.), Cogntion, Social Interaction, and Personality (pp. 171-190).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Flavell, J. H. (1992). Metacognition and cognitive monitoring: a new area of cognitive-developmental inquiry. In T. O. Nelson (Ed.), Metacognition: Core Readings (pp. 3-8). Boston,MA: Allyn and Bacon.
Gardner, H. (1993). Creating Minds: An Anatomy of Creativity Seen Through the Lives of Freud, Einstein, Picasso, Stravinsky, Eliot, Graham and Gandhi. New York,NY: Basic Books.
Gardner, H. (1993). Frames of Mind: The Theory of Multiple Intelligences. New York: BasicBooks.
Greeno, J. G., & Simon, H. A. (199?). Problem solving and reasoning. In R. C. Atkinson, R. J. Herrnstein, G. Lindzey, & R. D. Luce (Eds.), Stevens' Handbook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Vol. 2, pp. 589-672).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C. Rubin, & B. A. Wilosn (Eds.), Everyday Cognition in Adulthood and Late Life (pp. 300-32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Hayes-Roth, B., & Hayes-Roth, F. (1979). A cognitive model of planning. Cognitive Science, 3, 275-310.
Holyoak, K. J., & Thagard, P. (1996). Mental Leaps: Analogy in Creative Thought.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Hunt, E. (1989). Cognitive science: Definition, status, and question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40, 603-629.
Hutchins, E. (1991).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distributed cognition. In L. B. Resnick, J. M. Levine, & S. D. Teasley (Eds.), Perspectives on Socially Shared Cognition (pp. 283-307).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Johnson, E. J. (1988). Expertise and decision under uncertainty: Performacne and process. In M. T. H. Chi, R. Glaser, & M. J. Farr (Eds.), The Nature of Expertise (pp. 209-228). Hillsdale, NJ: Erlbaum.
Kellogg, R. T. (1994). The Psychology of Writing. New York: Oxford Univ. Press.
Kitchener, K. S., & Brenner, H. G. (1990). Wisdom and relective judgment: Knowing in the face of uncertainty. In R. J. Sternberg (Ed.), Wisdom: Its Natur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pp. 212-22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Klemp, G. O., & McClelland, D. C. (1986). What characterizes intelligent functioning among senior managers? In R. J. Sternberg & R. K. Wagner (Eds.), Practical Intelligence: Nature and Origins of Competence in the Everyday World (pp. 31-50). Cambrige: Cambridge Univ. Press.
Lachman, R., Bachman, J. L., & Butterfield, E. C. (1979). Cognitive Psychology and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 Introduction. Hillsdale, NJ: Erlbaum.
Larkin, J., McDermott, J., Simon, D. A., & Simon, H. A. (1980). Expert and novice performance in solving physics problems. Science, 208, 1335-1342.
Lave, J. (1993). The practice of learning. In S. Chaiklin & J. Lave (Eds.), Understanding Practice: Perspectives on Activity and Context (pp. 3-3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Lawrence, J. A. (1988). Expertise on the bench: Modelling magistrates' judicial decision-making. In M. T. H. Chi, R. Glaser, & M. J. Farr (Eds.), The Nature of Expertise (pp. 229-260). Hillsdale, NJ: Erlbaum.
Leinhardt, G., & Greeno, J. G. (1986). The cognitive skill of teaching. Journal of Educatiobnal Psychology, 78, 75-95.
Leprohon, J., & Patel, V. L. (1995). Decision making strategies for telephone triage in emergency medical services. Medical Decision Making, 15, 240-253.
Lesgold, A., Rubinson, H., Feltovich, H., Glaser, P., Klopfer, R., & Wang, Y. (1988). Expertise in a complex skill: Diagnosing x-ray pictures. In M. Chi, R. Glaser, & M. J. Farr (Eds.), The Nature of Expertise (pp. 311-342). Hillsdale, NJ: Erlbaum.
Murphy, G. L., & Wright, J. C. (1984). Changes in conceptual structure with expertise: Differences between real-world experts and novice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Learning, Memory and Cognition, 10(1), 144-155.
Olson, D. R. (1986). Intelligence and literacy: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intelligence and the technologies of represen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In R. J. Sternberg & R. K. Wagner (Eds.), Practical Intelligence: Nature and Origins of Competence in the Everyday World (pp. 338-36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Patel, V. L., & Groen, G. J. (1991). The general and specific nature of medical expertise: a critical look. In K. A. Ericsson (Ed.), Smith, Jacqui (pp. 93-12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Patel, V. L., Kaufman, D. R., & Magdar, S. A. (1996). The acquisition of medical expertise in complex dynamic environment. In A. K. Erricson (Ed.), The Road to Excellence: The Acquisition of Expert Performance in the Arts and Sciences, Sports and Games (pp. 127-166). Mahwah, NJ: Erlbaum.
Pea, R. D. (1993). Practices of distributed intelligence and designs for education. In G. Salomon (Ed.), Distributed Cognitions: Psychological and Educational Considerations (pp. 47-8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Poon, L. W., Welke, D. J., & Dudley, W. N. (1993). What is everyday cognition?, Mechanisms of Everyday Cognition .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Reitman, W. (1965). Cognition and Thought. New YorK: Wiley.
Resnick, L., Levine, J., & Teasley, S. D. (Eds.). (1991). Perspectives on Socially Shared Cognition.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Rumelhart, D. E. (1984). Schemata and the cognitive system. In R. S. J. Wyer & T. K. Srull (Eds.), Handbook of Social Cognition (Vol. 1, pp. 161-188). Hillsdale, NJ: Erlbaum.
Salomon, G. (Ed.). (1993). Distributed Cognitions: Psycholoigcal and Educational Considera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Salomon, G. (1993). No distribution without individuals' cognition: A dynamic interactional view. In G. Salomon (Ed.), Distributed Cognitions: Psychological and Educational Considerations (pp. 111-13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Scardamalia, M., & Breiter, C. (1991). Toward a Gerneral Theory of Expertise: Prospects and Limits. In A. K. Ericsson & J. Smith (Eds.), Toward a Gerneral Theory of Expertise: Prospects and Limits (pp. 172-19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Schon, D. (1983). The Reflective Practitioner. New York: Basic Books.
Scribner, S. (1986). Thinking in action: Some characteristics of practical thought. In R. J. Sternberg & R. K. Wagner (Eds.), Practical Intelligence: Nature and Origins of Competence in the Everyday World (pp. 13-3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Simon, H. A. (1973). The structure of ill-structured problem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4, 181-201.
Sternberg, R. J., & Wagner, R. K. (Eds.). (1986). Practical Intelligence: Nature and Origins of Competence in the Everyday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Sternberg, R. J. (1990). Metaphors of Mind: Conceptions of the Nature of Intellig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Sternberg, R. J., & Frensch, P. A. (1992). On being an expert: A cost-benefit analysis. In R. R. Hoffman (Ed.), The Psychology of Expertise: Cognitive Research and Empirical AI (pp. 191-203).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Sternberg, R. J., Wagner, R. K., & Okagaki, L. (1993). Practical intelligence: The nature and role of tacit knowledge in work and at school. In J. M. Puckett & H. W. Reese (Eds.), Mechanisms of Everyday Cognition .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Sternberg, R. J. (1996). Costs of expertise. In A. K. Ericsson (Ed.), The Road to Excellence: The Acquisition of Expert Performance in the Arts and Sciences, Sports and Games (pp. 347-354).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Stocking, S. H., & Gross, P. H. (1989). How Do Journalists Think? A Proposal for the Study of Cognitive Bias in Newsmaking. Bloomington, IN: ERIC Clearinghouse on Reading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
Thibodeau, P., Hardiman, P. T., Dufresne, R., & Mestre, J. P. (1989). The relation between problem categorization and problem-solving among experts and novices. Memory & Cognition, 17, 627-638.
Tuchman, G. (1973). Making news by doing work: Routinizing the unexpected.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9, 110-131.
VanLehn, K. (1989). Problem solving and cognitive skill acquisition. In M. I. Posner (Ed.),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Science (pp. 527-580).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Voss, J. F., & Post, T. A. (1988). On the solving of ill-structured problems. In M. T. H. Chi, R. Glaser, & M. J. Farr (Eds.), The Nature of Expertise (pp. 261-280). Hillsdale, NJ: Erlbaum.
Wagner, R. K., & Sternberg, R. J. (1986). Tacit knowledge and intelligence in the everyday world. In R. J. Sternberg & R. K. Wagner (Eds.), Practical Intelligence: Nature and Origins of Competence in the Everyday World (pp. 51-8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Wagner, R. K., & Parker, E. L. (1993). Reasoning about social and practical matters. In D. K. Detterman (E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and Cognition (Vol. 3, pp. 241-258). Norwood, NJ: Ablex.
Paper presented at the The Sixteen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Cognitive Science Society.
Wyer, R. S. J., & Srull, T. K. (1989). Memory and Cognition in Its Social Context. Hillsdale, NJ: Erlbaum.
黃光國. (1988). 人情與面子: 中國人的權力遊戲. 出自楊國樞 (編), 中國人的心理 (pp. 289-318). 台北: 桂冠出版社.
黃光國. (1993). 互動論與社會交易:社會心理學本土化的方法論問題. 本土心理學研究(2), 94-142.
朱瑞玲. (1988). 中國人的社會互動: 論面子的論題. 出自楊國樞 (編), 中國人的心理 (pp. 239-288). 台北: 桂冠出版社.
鍾蔚文, & 臧國仁. (1994). 如何從生手到專家. 出自臧國仁 (編), 新聞學與術的對話 (pp. 73-88). 台北: 政大新聞研究所.
翁秀琪. (1997, 1997). 批判語言學,在地權力觀和新聞文本分析. 送中華傳播學會97年學術研討會論文, 台北.
喻靖媛. (1994). 記者與消息來源互動關係與新聞處理方式關聯性之研究. 碩士論文, 國立政治大學, 台北.
許舜青. (1994). 新聞寫作歷程初探. 碩士論文, 國立政治大學, 台北.
陳順孝, & 康永欽. (1997, 1997). 新聞記者如何記實避禍----傳播者與社會情境互動的本土研究. 送中華傳播學會97年學術研討會論文, 台北.
陳曉開. (1995). 新聞編輯的專家與生手解題表現研究. 碩士論文, 國立政治大學, 台北.
鄭昭明. (1993). 認知心理學: 理論與實踐. 台北: 桂冠出版社.
摘要
本文綜合並檢討過去數年研究記者工作之心得，試圖針對記者工作之性質及其知識基礎，提出今後進一步研究的分析架構。 本研究計劃主要的前提是，從事報導工作本質上是一個解決問題的歷程，因此研究記者工作即在探討其表徵問題和發現解決方案的過程。 本文分作兩部分。 第一部分說明本研究開始時採用資訊處理的觀點，主要在分析記者的知識如何影響問題解決的品質。 第二部分則對此一角度提出反省，並指出在研究記者工作時必須考慮記者與情境的互動，才能透析記者問題的特性，也才能掌握記者工作所需的核心知識。 這一部分並且對記者核心知識的內涵提出初步的看法。
壹、探討記者工作的知識基礎: 建立分析架構
新聞科系的主要任務在訓練新聞記者，可是有趣的是，新聞學界對於新聞記者的研究反而最為單薄，而且就這方面的研究而言，大部分是有關專業。 對於新聞系所教育的重點---新聞工作其性質為何，其知識基礎為何，多半停留在常識性的觀察，缺乏系統的研究。
新聞教育的重點反而是研究的偏流，所以如此，可能的一個原因是：很多人認為新聞鼻、新聞眼是直覺，只可意會不可言傳，因此也不覺得其中有何學問。 這種想法顯然對研究的精神有所誤解，直覺正是研究者的上好素材。 研究之道正在轉化直覺為系統知識，從知其然邁向知其所以然，術因此可以成學。
因此直覺之中當有道。 記者工作以處理資訊為主，性質錯綜複雜。 研究記者對於人類資訊處理的過程，可以提供豐富的素材。 更重要的是，根據過去學門發展的經驗，新聞工作的知識，必須要由術發展成學，實務才能更上一層樓。
基於以上的體認，我們這五六年來，對記者工作及其知識本質進行了長程的研究(Tsang & Chung,1993;鍾蔚文 & 臧國仁, 1994;鍾蔚文,臧國仁 & 陳百齡, 1996)，這篇論文的目的即在記載我們追尋記者知識本質的心路歷程，並試圖建立一個研究記者工作的分析架構。
我們的一個基本前提是： 從事記者工作，和別的領域一樣，是一個解決問題的過程。 因此研究記者的工作，我們等於是在研究他們解決問題的歷程。 本文以下主要將分兩部分來報告我們研究的心路歷程。 最初開始研究時，我們主要採用資訊處理的觀點，本文第一部分將討論從這個角度看記者工作的心得。 在第二部分我們將說明： 我們如何根據幾年來研究的心得修正研究的方向，容納社會學、 語言學的觀點，因此對於記者工作有了進一步的認知。
貳、從資訊處理典範看記者工作
從資訊處理的典範來看問題解決，主要是把人比作電腦，焦點在個人處理符號(symbol processing)的心智過程，重點有二： (一) 個人如何表徵問題(problem representation)(見圖一); (二) 對表徵加以運作(operate)產生解決方案的過程(VanLehn, 1989; 鄭昭明, 1993)。 從資訊處理的角度，主要的關注點在記者運用個人知識解決問題的過程，研究的重點有二： (一) 分析記者所面臨的問題的特質； (二) 探討記者在解決工作上的問題時用到那些知識？
圖形 1問題的表徵及其知識結構
一、問題表徵
問題表徵具體而言，是指對問題產生心象，可以說是記者對問題的認知。 不過個人在解決問題時，未必感覺到在進行表徵的心理活動，但它的確影響了解決方案的品質。 對問題的表徵通常包括了以下幾個要素：
目標（goal）：記者在解決問題時，首要之務是界定其目標為何，雖然依照教科書，新聞工作的目的多在報導真實，實際上記者可能有多重目標，除了報導事實外，還可能有：伸張社會正義、吸引讀者等。 有時候這些目標間彼此間存在著潛在的的衝突，例如紀實可能惹禍上身，因此一個更上層的目標是：如何在記實和避禍兩難之間取得平衡？(康永欽，陳順孝,1997)。
條件、限制（constraint）：指記者在達到目標時必須滿足的條件，或是可能遇到的限制(Reitman, 1965)。 例如報導時必須遵守法律和倫理的約束、心中要有讀者等。 當然主觀上記者未必完全認知到這些條件，這也是專家/生手不同之處了。
計劃： 記者所作所為，均在達成目標，因此記者從策畫到成稿，基本上可視為完成目標的計畫（plan)。 這個計劃也可以看作問題的空間(problem space)。
問題空間代表記者要達到目標過程中種種可能的選擇。 具體而言，記者在達到目標前，每一步都面臨選擇，例如在發現問題、蒐集資料、分析詮釋資料和呈現時，都要決定進一步的方向 。 我們研究記者工作，可以從其選擇的方向著手。 因此計畫是一連串決定的總和。 不過這裡要強調，記者未必意識到這個選擇的心理過程。 同時，選擇的過程可能是循環進行，例如蒐集資料的結果可能反過來影響問題分類的決定。
根據以上的討論，記者的工作包括以下幾項：
根據對工作、情境以及條件的認知，界定目標；
擬定計畫。
由於採用資訊處理的角度，我們在計劃的早期，研究的重點在： 記者如何表徵工作上的問題？ 所做的選擇為何？ 不過，面對同一個問題，問題表徵可能因人而異。 換句話說，對目標、限制，解決途徑的認知未必人人相同。 而這些差異涉及個人的知識基礎。 從資訊處理的角度，解決問題的能力建立在知識基礎上。 知識就是力量。 因此要深入了解記者解題策略，進一步必須要追溯其知識基礎。
二、解決問題的知識
本研究的另一個主要問題是： 解決問題要具備那些先前知識？ 連帶的問題是：專家生手在知識的品質上有何差異？ 專家生手的研究對這個問題的研究相當豐富(Chi,Glaser,&Rees,1982;Ericsson,&Smith,1991;Ericsson,1996)。 綜合過去的研究，解決問題的專家可能在以下幾個知識的層次上和生手有所區別(見表一)：
表格 1比較解決問題的專家和生手
專家
生手
資料庫龐大
僅有基本事實
知識結構各要素之間環環相扣
知識結構鬆散
知識結構面向既廣且深
組織知識的概念抽根據事物表面現象
象層次較高組織知識
解決問題時，使用較多的先前知識
(一）專家和生手可能首先在知識的量上有所不同。專家資料庫龐大，生手僅有基本事實
首先專家擁有龐大的資料庫，以量取勝。 Chase 與 Simon (1973)發現，西洋棋大師記得五萬種不同開局與結局的方式，因此遇到對手任何的招數，都能立刻從資料庫中進行檢索，看看是否存有類似的棋局，進而採取適當的對策。
同理，記者對採訪議題資料庫的大小，也決定他／她的功力。鍾蔚文、臧國仁(民八三)的研究初步支持了此一論點。以採訪中美貿易諮商為例，不同層次記者所具備的知識大有差異。 大部份的記者都具備了核心的知識，如中美貿易諮商可能的影響、重要的議題、參加談判的主角。 可是功力愈高者，除了具備基本的知識以外，也可能知道許多其它有關談判的事，如次要議題、有線電視對外人投資的限制，也具備相關的知識。 在背景知識方面，專家也略勝一籌。
（二）專家的知識結構環環相扣，寬廣而深入；相對而言，生手的知識結構面向較少，層次較淺，各知識環節之間的關係較為鬆散
知識量多還不足以使人成為專家，另一個關鍵因素是知識的結構（鍾蔚文, 民八二) 具體來說，專家結構較複雜、寬廣而深入，知識結構中各元素環環相扣，相互呼應。
比起生手，專家對一件事物的知識結構，角度較多。就拿上面所提的中美貿易談判個案來說，專家的知識結構可能從三、四個不同的角度來評估此一事件的影響，生手則可能只從單一角度來看事情。
從知識結構的縱切面比較，專家的知識可能層次較深。上層觸及抽象的理論和概念，例如包含政治經濟學的概念。Chi et al (1982，也參見 Azai, 1991)發現，專家通常以理論或高層概念來透視現象、組織相關知識，而不僅僅以事物的表象作為組織分類的標準。例如物理學的生手在解決問題時，主要根據感官的直覺對問題分類，專家則根據問題背後的基本原則，如牛頓定律，來分類問題。拿中美貿易諮商一事來說，生手可能只把它當做純粹的談判新聞報導，專家卻可能看出背後所顯示的深層意義，例如把諮商成敗看做是與我國是否順利由報復名單剔除的關鍵。
另一方面，專家既擅於以抽象高層的概念思考問題，但是對許多具體而微的事實也能如數家珍，其知識結構下層可能延伸至具體的事實，例如國內相關產業的狀況、相關的人物，以至於談判發展的細節。
和以上現象相關的一個特色是：專家的知識結構中各個份子互相呼應，圍繞著一個核心主題。例如在報導中美談判時，專家記者可以看出談判動作之間的脈絡，對生手而言，這些可能只是獨立的事件。政治學對於菁英份子信念及態度結構(ideologue)的研究，也有類似的發現(如Krosnick,1990)。
（三）專家對問題的表徵(problem representation)品質較佳，因此容易從中發展適合的解決方案
專家往往花較多的時間分析和呈現問題，連帶地，專家經常對問題的困難程度認識較深。 正如Scardamalia & Breiter(1991)所指出，同樣的問題，在專家眼中要困難得多。 或者更正確的說法是：生手往往沒有能力看出問題中存在的各種因素(如限制、 目標)，因此最終雖然提出了答案，但往往無法真正解決問題。
（四）專家表現出高度後設認知的能力
和以上特性相關的一點是：專家的知識結構中似乎有相當精密的自我監控系統，因此，專家比起生手，對於自己是否犯錯、能否掌握問題、方案何時該加以檢查，均較有自知之明(Glaser & Chi, 1988)。Voss等人(1988)研究後設認知(metacognition)時，發現農學專家提出政策方案時，相當部分在自我評估，顯示高度後設認知的能力。
三、資訊處理典範中問題的問題
資訊處理觀點對問題解決的研究影響深遠，是相關研究的主流典範，也的確對我們初期在研究記者工作時，提供了豐富的靈感和啟示。 我們最初研究也與資訊處理的主調契合，重點在記者個人資訊處理的過程。 但是經過幾年來的研究，我們逐漸感覺到資訊處理的角度有其侷限(Tsang & Chung, 1993)，主要有以下三點理由。
問題解決的角度固然提供了一些切入的角度，也有助於我們了解記者在解決工作上的問題時所可能需要具備的一般知識和能力，可是以上的發現，可能只是記者工作和其他領域的共向。 對於掌握新聞工作的特性，郤沒有助益。
資訊處理典範強調心智活動，也因此忽視許多工作(記者工作是其中之一)其社會互動的本質。 這點近年來已受到許多批評(Gardner, 1983; Resnick,Levine,&Teasley,1991; Scribner, 1986; Salomon, 1993)。
主要的批評是，資訊處理典範處理的問題侷限於學院的工作，如歸納、轉化(如河內塔游戲戲)等(Greeno, 1978; Hartley, 1989)，和真實人生有相當的差距。 Hartley (1989)比較了真實世界和實驗室研究的問題之後指出，人生中大部分的問題是和個人或人際關係的選擇和難題，因此，「實驗室研究的問題和問題解決根本和真實人生無關」(p. 310)。 Hartley也許措辭嚴厲了些，但是他的結論---資訊處理典範的研究缺乏外在效度郤得到不少共鳴(Wagner & Parker,1993;Pea,1993;Poon, Welke,&Dudley,1993)。
這正是我們在研究中意識到的問題，記者的問題和下棋這類過去研究處理的問題在性質上差異甚大。 因此我們體認到必須脫離資訊處理的框框去了解記者的社會情境和語言使用的因素。 專家生手的研究不應只是心理層面的問題而已。 我們主張，在討論記者工作，必須注意其特性，而這些正是資訊處理模式常忽略的。
資訊處理純由個人知識來解釋工作表現，對這個觀點有些學者也提出質疑。 相對於資訊處理觀點對個人心智的重視，他們提出分散智能(distributed intelligence)的概念(Pea, 1993; Salomon, 1993; Resnick, Levine, & Teasley, 1991)。 分散智能的基本觀點是： 智能不是只存在於個人，也存在於人使用的器物類如筆、 電腦、資料庫以至於同事。 智能是分散於社會體系，不為個人所獨有。 主張分散智能者認為，在解決許多問題時，個人必須和環境中的物質科技(如電腦)和社會科技(如分工體系)合作，聚集各自的智能，才能成事。 環境不只是影響個人表現的外在因素，而是智能的駐所。 分散智能觀點一反過去強調個人知識的傾向，改從和媒介互動能力這個面向來界定專家。 因此專家者，乃擅長利用環境中各種智能者。 在記者對傳播科技倚賴日深的今天，分散智能的觀點似乎更具深意。 在某種意義上，傳播活動成為專家研究必須考慮的因素。 同時分析單位也從個人轉移至活(Chaklin,& Lave,1993;Pea, 1993)。
基於以上的這些考慮，我們根據實際研究的心得，開始對記者的問題和其知識基礎作了進一步的省思，以下針對(一)記者問題的特質;(二)其知識的本質這兩個問題，提出我們初探的見解。
參、對記者工作的再思
一、記者的問題有何特性？
(一) 記者工作不是單純的心智活動，還涉及大量的社會互動的歷程。
記者的工作充滿了社會性，和學院中所面臨的問題未必完全相同。 記者面臨的情境和工作可能分秒都在變化。就工作的流程而言，在有些情況，下一分鐘的資訊便可能使記者必須另起爐灶。同時記者在從事採訪工作時，往往必須同時應付體制的限制，配合其他同仁的要求。
延伸此一概念，記者在解決工作上的問題時，是在進行個人與情境、工作（task）的互動。 在工作的流程中，三者的關係不停地在變化(見圖二)。 能否解決問題，要看記者能否保持高度的彈性，使三者之間互相配合。
圖形 2個人、情境和工作之間的動態關係
(二)新聞工作是結構模糊問題(ill-structured problem)
新聞工作和大部份社會科學問題一樣，屬於結構模糊的問題。 結構模糊問題通常有以下的特性 (Reitman, 1965; Simon, 1973)：結構模糊問題的特性如下：(1)並無公認的正確答案; 評斷新聞表現是否優劣，往往沒有明確清楚的標準，涉及的知識範圍廣泛而模糊，更是典型結構模糊的工作。(2)不同的時間、不同的人，對問題的界限往往有不同的看法;(3) 外在變數難以確定(open)，在此「難以確定」指在開始工作時，並無法預見所有可能的變數。相對於結構清楚的問題，如下棋，在結構模糊的問題中，何謂相關的資訊難有定論，不易掌握。
(三) 記者的核心問題是對事件形成文字表徵
我們覺得，記者的核心工作在對新聞事件形成表徵，經過選擇、組織轉化成合乎新聞價值的故事，再轉化成符號表徵。 符號表徵則為將心象翻譯成文字或視象的過程。 這個過程涉及心理活動，也涉及與外界環境的互動、 符號系統應用的問題。 (見圖三) 具體來說，記者的核心工作和其他的領域有以下幾點不同：
圖形 3記者的核心工作－表徵轉化的歷程
對於大多數的領域來說，形成符號表徵並非解決問題的目標。 以人事甄選為例，目的在評定等定。 法官判案問題解決的歷程止於判決，和人事甄選也許不同的是，法官通常必須明白說明判決的理由(Jounson, 1988; Lawrence, 1988; Voss & Post, 1988)。
在別的領域，事件表徵往往已等於問題表徵(Wyer & Srull, 1989)。 例如，農業政策專家如果產生事件表徵，基本上已對問題有所當握。 可是記者則不然，對他們而言，事件表徵只是問題表徵的一部分。 記者在呈現問題時，面臨著雙重的問題。 一方面他要和與事件有關的領域專家一樣，掌握事件的輪廓，另一方面，對記者來說，事件表徵只是問題表徵的一部分，他還必須進一步考慮其他爭限制，將事件表徵轉化成新聞故事。 換句話說，記者在報導時（從發展新聞觀點到寫作），所要解決的問題和領域專家並不同，因此所要考慮的限制也不同。記者的工作是以領域問題作材料，然後加以轉換成為新聞問題。
以下我們進一步探討以下幾個問題： 有那些型態的知識為記者此一行業所特有？ 這些知識的內涵和形式為何？
二、記者特有的知識
(一)以默識(tacit knowledge)為主
近年來學者已漸漸體會到，解決實際問題所應用到的知識,或稱實用智能(practical intelligence,Scribner,1988)，是目前學院課程或書本所未能涵蓋者，以默識(tacit knowledge)居多(Polanyi,1971;Wagner&Sternberg,1986;Sternberg,Wagner,&Okagaki,1993)。 主要的原因之一是默識正如其名，往往不為擁有者所知覺，因此常以直覺朧統稱呼。 其實默識也可化暗為明，成為系統知識。 目前有些學者正在進行這一方面的工作，如哈佛和耶魯所進行的PIFS計畫(Walters, Blythe; White, 1993）。 我們相信，記者在實務操作時應用的知識，恐怕有一大部分尚未系統化成為學院知識，是所謂的默識。 這些默識具有以下幾項特色：
是定義問題的知識。
前面提及許多實務問題是結構模糊問題。 這些問題，正如Scribner所說，「通常只有一般的形式，沒有固定的定義」（p.21）。 即使在一些看來問題已經規格化，看來十分清晰的工作，例如提取貨品，個中的高手仍然懂得重新界定問題去發現更省力的解決方案。 同理，新聞的任務看似可循成規(routinization,Tuchman,1977)因應，其實同樣的新聞事件，並無固定的處理方式。 因此高手仍可重新界定分類，發揮創意。 這種例子在我們研究的樣本上並不少見。 在有關結構清晰問題的研究中，已發現專家比起生手，花費更多的時間和精力界定問題，可是這種傾向在結構模糊領域似乎更是明顯。 對於政策專家的研究發現，專家在思考問題時，21%的內容都是針對問題的本質和意涵（Lawrence, 1985)。 蘇俄農業專家在討論相關政策問題時，重點之一在發展論證結構，來支持其問題界定的方式 (Voss, Tyler & Yengo, 1983; Voss & Post, 1988)。 因此解決這類問題，具備建構高品質問題表徵的知識更形重要。
是與情境互動的策略知識
在資訊處理典範，個人知識的質與量是解決問題的關鍵，認知者似可不假外求，自己自足地處理問題。 學者如Wagner&Sternberg(1988)則指出，在解決實用問題時，大部分的默識涉及因應情境的能力，因此專家是那些能因情境而變化解決方案的人。 對同樣的問題，他們似乎具備好幾套解決方案，視情境而作不同的因應，因此表面看來這些高手常不按牌理出牌，背離標準的工作手冊，即興創作。 正如Schon(1983）的看法，這種即興創作的能力（informal inprovisation）正是高手的特徵。
延伸以上的想法，在解決實務問題時，專家會考慮情境的現況。 在接到指令時（例如採訪某一火災），專家並不把這些任務的指令當作問題，而是看作界定問題的材料，加上對情境的酌量，重新界定問題。 專家是經常重新界定工作的，或者換句話說，工作、情境、和個人其實是難以分割。 對專家而言，工作、情境並不是固定的常數，而是可以建構的變數。 解決問題不只是個人因應工作和情境，而是積極界定工作和情境（Lave, 1988; 1996）。
以下再具體說明，記者解決問題時，可能應用到那些實用知能？ 這些也是我們繼續研究的重點。
(二)論域知識(discourse knowledge)
如果記者的核心工作是轉換事件表徵為新聞故事，其中可能涉及以下幾種型態的知識：
和事件領域有關知識，要對事件形成比較完備的表徵，記者顯然必須具備和新聞事件相關領域的內容知識(如政治路線的領域知識)。
可是，更重要的是，也可能是記者行業所獨具的是所謂論域知識(discourse knowledge, 見Kellogg, 1994)。 論域知識基本上是用來轉換事件表徵的知識，可能包括兩個部分：
如何選擇、組織事件表徵轉化成故事表徵的知識。 換句話說，如何從事件中找出具有新聞價值的材料。 例如些可以放在新聞故事裡，那些不重要。 在這個過程中，記者可能應用到更上層的知識結構如後設認知(metacognition, 見Flavell, 1979)來指導選擇和組織的過程。
符號表徵的知識： 形成故事表徵後，進一步透過適當的符號系統如文字或圖像表現於外，形成新聞報導(許舜青, 1995)。
符號表徵的能力(Gardner則稱作語文智能linguistic intelligence)是指使用符號系統表達心象的能力。 依Gardner(1983)的看法，這種智能人人皆有，但是有高下之分，而在詩人身上達到極致。 具體來說，語文智能表現在以下幾層面： 對字義、聲音、顏色敏銳的感覺，對語言結構(文法)的操控，對語言功能的掌握，深知如何運用語言去感動、游說和傳達資訊。
不過以上對符號表徵的討論，仍偏向資訊處理模式，視表徵能力為個人私自的心智活動。 Olson (1986)則主張將語文素養定義為「心智使用科技的方式」，凸顯了符號表徵能力中和符號表徵科技(如文字、電腦)互動的層面。 這個觀點和前面提到的分散智能是相互呼應的。 延伸這個想法，符號表徵能力有以下三點意涵：
表徵能力也是一種分散智能(distributed cognition)。
表徵科技(如文字、電腦)不只是器物，也代表了與某特定表徵科技相隨的思維和表現方式，也需要使用者具備相應的能力。 因此要掌握科技不能只是學習操作，還涉及對其文化邏輯的知識。 以使用文字為例，所需要的能力是：
「大量的閱讀詞彙，掌握複雜文法結構的能力，包括安排主句子句的能力，將句子織成高層結構如段落文章的能力。 同時必須能分辨和應用不同的概念，例如區分証據和推論、 觀察和推論、 陳述和詮釋」(Olson, 1988, p. 349)
專家的認定往往隨科技和社區而改變。 使用圖像、電腦均需要具備不同特質的符號表徵能力。 因此口語時代的專家到了文字時代，如果無法掌握文字時代的邏輯就可能落伍。 例如在口語社會，記憶的能力往往是領袖人物的表徵。 現代社會則相對之下則比較重視使用文字表意的能力，連帶地凸顯分析和邏輯的能力(Olson, 1988; Gardner, 1983)。
同樣地，工作的特性可能對於文字智能也能產生不同的要求和挑戰。 不同文化社區往往強調語文智能不同的層面(Gardner, 1983)。 詩歌精簡，因此用字遣詞特別重要。 相對之下，小說的難題則在如何組織繁複的情節。 因此就新聞工作而言，在表徵科技多元化的現代社會，適當的語文智能其內涵為何，是一個重要的研究課題。 根據以上的討論，我們研究記者工作，必須考慮記者如何應用當代地的表徵科技(從文字到電腦)。 或者說，如何在這些科技的條件(constraints)下再現事實。
(三)社會智能（social intelligence）
在許多領域都涉及和人的互動，工作的成敗往往繫乎於作人一事。 對經理人才的研究(Klemp & McClelland, 1986)即發現，經理人才除了具備一般解決問題的能力，還要具備所謂的影響智能(influence competence)。
記者的工作，更是涉到及和人的互動(喻靖媛, 1994; 臧國仁 & 喻靖媛, 1995)。 我們研究的記者當中，不少人認為記者的主要工作就是佈線。 有人強調拿到獨家新聞，主要是靠平日人頭熟絡；掌握關鍵消息要靠「深喉嚨」、wiseman。
首先要指出，社會智能中外都重視，可是在講究「差異格局」、親疏遠近的中國社會，社會關係以及一些連帶的社會技能如作人情、作面子更是重要。 而且其內涵也有別於西方，如果只套用西方理論常有捍挌之處(黃光國,1993)。 近年來，如黃光國等人（1988; 朱瑞玲, 1988）已進行了許多相關的研究。 其實他們所作的，正是在將有關中國人社會智能的默識作一整理。 正如黃光國(1988)所指出，
「人情」、「面子」以及相關的「關係」、「報」和「,緣」等概念，構成一套由文化制約而成的社會機制。 透過這套社會機制，中國人可以對家庭之外的其他乞炫耀自已的權力！ 可以操弄自已在別人心目中的形象； 可以改變他人的態度、動機、行為，使其順從自已的意志！ 還可以閃避別人權力的影響。 因此，我們可以將這套由文化制約而成的社會機制視為一種「權力遊戲」，來了解中國人的社會行為。 (p. 291)
而在中國社會中，人情和面子影響最大的人際關係範疇是混合性關係。 混合性關係的特性是：「交往雙方彼此認識而且具有一定程度的情感關係，但其情感關係又不像原級團體那樣，深厚到可以隨意表出真行為....這種關係可能包含親戚、鄰居、師生、同學、同事、同鄉.....等等不同的角色關係」(p. 297)。 記者和消息來源的關係近似混合性關係，因此作人更是重要。 我們初步研究發現，記者在和消息來源關係的內涵主要是交換資源。 而這時候人情、面子的作用便明顯可見。 例如雙方會考慮： 彼此有什麼樣的關係？ 要應用什麼社會交易法則？
在一個關係取向的社會，尤其在一些權力義務含糊不清的時機，如何建立關係其實是記者取得資(源在此為消息)的大學問，我們對這門學問的研究仍在起步的階段，不過根據初步的觀察，記者可能通常要用到以下一些社會智能：
對中國社會關係本質的透析；
在實際運作時深諳其中三昧，例如對彼此的關係掌握分寸，懂得對不同關係的人應用適當的社會交易法則。
通曉人情法法則。 平時知道如何建立和加強關係，在進入實際資源交換行為時，懂得如何拿捏分寸。
這些人情技巧進一步也表現在符號表徵的策略上。 翁秀琪(1997)研究自由時報對宋楚榆新聞的處理方式，發現新聞字裡行間均在體現中國人對人情的觀念。 陳順孝、康永欽(1997)的研究則針對記者如何在行文中拿捏人情以記實避禍。
未來研究應對記者工作上運用到的社會智能，其形式、內涵、策略進行系統的整理。
(四)結構模糊問題下的結構策略
另一個問題是：記者從開始注意一個新聞事件，到完成任務，其解決問題的策略為何？ 用使用問題解決的語言來說，就是：如何從初始狀態到達目標？
傳統的專家研究發現，專家在解決問題時，往往採用前推的方式(forward search, Patel & Groen, 1991; Hunt, 1989)。 也就是從已知向前推論，是一種資料導向的推論過程，比較接近基模推論述(schema-driven inference)的方式(Rummelhart, 1984)。 最常見的型態是援前引前例，採用對比，來建立問題表徵，解決問題。 使用這種推論方式的大前提是：已經具備相關的領域知識，因此可以縮小推論的範圍。
可是在結構模糊的領域，可能後推式(backward search)便比較適用。 所謂後推式是指先產生假說，然後採用嘗試錯誤，假說驗證的方式，過濾資料，排除假說，類似科學研究假說驗証的過程。 作者如果採取此一策略，接近精確新聞的作法。 可能找尋各種不同來源的資料，對假說一一驗証。 換句話說，個人可能必須蒐尋較大的問題空間來排除或檢驗假說。 通常是在缺乏充分的相關知識時最宜採用後推策略，此時也最可能應用到一般解決問題的策略，如嘗試錯誤。 同時，專家可能必須提出大量的解釋，來證明所提解題方案的可信度。 例如Voss研究農業政策專家即發現這些專家在解決政策問題時，有相當篇幅都在解釋自己的推理過程，就結構模糊的領域來說，相當的精力是花費在建立論證架構(argument structure)。
照理說，新聞是個結構模糊的問題，新聞記者理當採取後推的策略。 但是在研究過程中，我們郤發現記者似乎以採用後推式策略式為主。 我們在研究時發現，受訪的記者在遇到任務時，經常立即的反應是： 過去有沒有類似的個案？ 或者和自已採訪過的個案對比。 進一步去翻剪報或沿用一向的採訪策略。 有一位記者為了要寫書，去找了幾本類似的書作為範本。 陳曉開(1985)編輯工作時也發現，越資深的編輯反而越傾向使用後推策略。 對於這個現象，一個可能的解釋是： 記者的確進行後推式策略，可是由於這些過程已難為記者所察覺，因此無法言傳。 可是我們覺得，更可能的解釋是： 新聞雖然是結構模糊問題，可是記者在解決這類問題時，受限於資源和時間，使用前推式推論必須蒐尋較大的問題空間，並不合乎效率原則(the least effort principle, Scribner, 1988)，反而是後推式策略比較合理。 在性質類似的行業也發現傾向使用前推策略。 急救中心的護士工作性質和記者相近，同樣是處理結構模糊問題，同樣必須在有限時間內作出反應。 他們也要採用前推策略略(Leprohon & Patel, 1995)。 換言之，照記者工作的性質也許該用後推策略，可是由於資源的限制，前推式策略恐怕反而是最上策。
事實上新聞行業最大的挑戰便是如何減輕環境中不確定的因素，也似乎已發展出一些因應策略。 在組織層次，分路線採訪便是試圖將環境中的不確定因素加以制度化，減低風險的策略(Tuchman, 1973)。 同理，記者也可能發展出因應的認知策略，如前推式推論，方能從模糊的結構中理出秩序。 章倩萍(民83年)發現記者在對新聞事件產生假說後，無論在蒐集資料或寫作都有求與原假說一致的傾向。 其實這種傾向可能正反映了前推式的策略。
從以上的討論可以看出，生手的社會化過程，便包括了累積個案，建立事件基模的過程。 對於一般的新聞事件，類比的策略恐怕也比較符合認知的經濟效益原則。 這個問題今後值得進一步探討。
(五)專家的難題
可是基模成熟，往往也要付出僵化的代價。遇到超出經驗常軌的事件，只使用既有的基模，恐怕便有捉襟見肘的尷尬。 思考常被基模帶著走，新聞也容易流為爛斷朝報。 因此，基模成熟也許是區別生手和次專家的因素，可是從次專家到再高一層的專家，基模成熟反而成了障礙。 遇到不合常規的新聞事件，專家跳不出框框，反而是生手能夠發揮創意。 美國新聞界轟動一時的水門案件，便是兩位新聞界的生手揭露的 (Stocking & Gross, 1989) 。 這裡便涉及另一個有趣的問題： 會不會不同階段的專家知識的性質有所不同？
其實在專家生手常見的發現是： 不同階段的專家在工作各階段的表現有質上的不同(qualitative difference)。Patel & Gwen(1991)研究醫生發現，從生手到次專家（Subexpert 如實習醫生）在閱讀病歷時，對資訊的回憶是個重要的區別變項。次專家回憶，無論在質和量上都比生手優越。可是比較次專家和專家（如專科醫生），專家回憶的量反而較少。對棋術高手的研究(Charress 1991)也有類似的發現。在進行搜尋時，大師和高手比較，搜尋的深度並無顯著的差異。另一方面，資訊處理的方式，也可能因工作、問題而異。處理常態問題，可能和處理特異問題所產生的策略不同。
要在工作上更上一層樓，反而要突破原有知識的限制。 其實，從某個角度，新聞工作最大的挑戰是平凡。 雖然教科書把新聞具完成「人咬狗」的事，但記者常遇到的大都是「狗咬人」，而他的工作便是盡力從這些平凡的人事找出不尋常。 因此創意可能是記者從「匠」到「家」的關鍵。 問題是： 創意何在？
肆、記者各種知識之間的關係
以上所討論的都是有關記者「獨門」知識的問題，重點放在記者知識和其他領域不同的地方。 本文第一部分則是以探討一般性的專家知識為主。 但是，兩種型態的知識之間的關係究竟是如何呢？ 這個問題實際上已涉及多年來新聞是專業還是通才的爭議。
首先要指出，每個領域可能都應用到多種不同型態的知識和技能。Csikszentmihalyi(1996)特別強調領域和智能這兩個概念不能混為一談。 領域指的是某一種特定學門如心理學，而智能則用來指稱一種型態的知識。 例如空間智能(spatial intelligence, Gardner, 1983)可能是許多領域知識的要件。 像數學和藝術這兩個似乎毫不相干的領域，郤都可能必須具備空間智能(Gardner, 1983)。 反過來說，一個領域可能需要多種型態的智能，例如音樂家除了需要具備音樂智能(musical intellgence)，還要在肢體智能(bodily-kinesthetic intelligence)上勝人一籌。 同理，一般人認為只要文字優美或是思考敏捷即可成為好記者，都有偏廢之虞。 整理上述的討論，記者這個領域可能應用到多種智能。 如圖三所顯示，有些智能(圖三的外圈)是屬於一般智能，而方框框內的則可能是記者的核心知識。 記者必須多才多藝---像其他的領域一樣。
圖形 4新聞和其他領域知識的異同
不過，另一個相關的問題是： 這些不同的知識之間如何協調和互動呢？有兩個可能。
各種知識之間常處在互相激盪的狀態。 不過這種傾向在專家尤其顯著。 我們可以圖二中事件表徵和符號表徵的關係為例來說明。 對於生手來說，從事件表徵到故事表徵之間也許只個單向道，只是把所思所想直接反映到文字上，是個告知知識(knowledge telling)的過程。 可是對於專家來說，這種轉換過程是個雙向道。 具體來說，論域知識往往反過來改變了問題表徵的型態。 例如在精簡文字時，往往進一步迫使作者必須對關鍵的要點進行分析而因此掌握事件的本質。 在文章中常需加一兩句連接詞，看是單純修辭的功夫，郤往往使作者發現了過去看似不相統屬實或觀念之間的關係。 因此Scardamalia & Bereiter (1991)指出，寫作(本身是一種轉化的過程)不只是溝通和記載的管道，實際上具備知識的效應(epistemic benefits, p. 179)，幫助作者發展知識。 因此對專家而言，寫作是個知識轉化(knowledge-transforming)的過程。
在從事工作時，會用到那一類的知識可能也視工作性質和專家程度而定。 Patel & Groen(1991) 對醫生的研究發現，醫生在診斷時，似乎主要應用其醫學方面的知識，在解釋其診斷時很少引用一般科學的理論。 這點符合前面所說的，專家可能在大多數情況只使用領域特有的解題策略。 可是在遇到疑難雜症時，專家便開始大量使用一般解題的策略知識。
伍、結論
回顧這幾年的研究，忽然醒覺，我們在研究記者解題歷程的同時，也同樣踏上了問題的發現之旅。 看記者如何表徵問題，發現解決方案，也在看我們自已如何表徵問題。 記者也像神話中受命尋找失蹤英雄的使者，也在重複著被追尋者的足跡。 最初對這個研究問題的表徵，如果用一個隱喻來形容，就是電腦。 可是一路行來，跌跌蹭蹭，問題的面貌時而清晰，時而模糊，問題的表徵也漸漸從量變到質變，又覺得要回到人間世，把記者放回社會情境，視野似乎開展了些....
參考書目
Anzai, Y. (1991). Learning and use of representations for physics expertise. In A. K. Ericsson & J. Smith (Eds.), Toward a Gerneral Theory of Expertise: Prospects and Limits (pp. 64-9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Camp, C. J. (1989). World-knowledge systems. In L. W. Poon, D. C. Rubin, & B. A. Wilosn (Eds.), Everyday Cognition in Adulthood and Late Life (pp. 457-48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Ceci, S. J., & Ruiz, A. (1992). The role of general ability in cognitive complexity: A case study of expertise. In R. R. Hoffman (Ed.), The Psychology of Expertise: Cognitive Research and Empirical AI (pp. 218-232).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Charness, N. (1991). Expertise in chess: the balance between knowledge and search. In K. A. Ericsson & J. Smith (Eds.), Toward a Gerneral Theory of Expertise: Prospects and Limits (pp. 1-3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Cheng, P. W., & Holyoak, K. J. (1985). Pragmatic reasoning schemas. Cognitive Psychology, 17, 391-416.
Chi, M. T. H., Glaser, R., & Rees, E. (1982). Expertise in problem solving. In R. Sternberg (Ed.), Advances in Psychology of Human Intelligence (Vol. 1, pp. 7-75). Hillsdale, NJ: Erlbaum.
Chi, M., Felvitoch, P., & Glaser, R. (1982). Categorization in experts and novices. In R. Sternberg (Ed.), The Handbook of Intelligence . Hillsdale, NJ: Erlbaum.
Chi, M. T. H., Bassok, M., Lewis, M. W., Reimann, P., & Glaser, R. (1987). Self-explanations: How students study and use examples in learning to solve problems. Cognitive Science, 13, 145-182.
Chinn, C. A., & Brewer, W. F. (1993). The role of anomalous data in knowledge acquisition: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implications for science nstruction. 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63(1), 1-49.
Csikszentmihalyi, M. (1996). Creativity: Flow and the Psychology of Discovery and Invention. New York: HarperCollins.
Engestrom, Y. (1993). Developmental studies of work as a testbench of activity theory: The case of primary care medical practice. In S. Chaiklin & J. Lave (Eds.), Understanding Practice: Perspectives on Activity and Context (pp. 64-10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Ericsson, K. A., & Smith, J. (Eds.). (1991). Toward a Gerneral Theory of Expertise: Prospects and Limits. Cambrige: Cambridge Univ. Press.
Ericsson, K. A. (Ed.). (1996). The Road to Excellence: The Acquisition of Expert Performance in the Arts and Sciences, Sports and Games.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Finke, R. A., Ward, T. B., & Smith, S. M. (1992). Creative Cognition: Theory,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 Cambridge, MJA: MIT Press.
Fiske, S. T., & Kinder, D. R. (1981). Involvement, expertise, and schema use: Evidence from political cognition. In N. Cantor & J. Kihlstrom (Eds.), Cogntion, Social Interaction, and Personality (pp. 171-190).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Flavell, J. H. (1992). Metacognition and cognitive monitoring: a new area of cognitive-developmental inquiry. In T. O. Nelson (Ed.), Metacognition: Core Readings (pp. 3-8). Boston,MA: Allyn and Bacon.
Gardner, H. (1993). Creating Minds: An Anatomy of Creativity Seen Through the Lives of Freud, Einstein, Picasso, Stravinsky, Eliot, Graham and Gandhi. New York,NY: Basic Books.
Gardner, H. (1993). Frames of Mind: The Theory of Multiple Intelligences. New York: BasicBooks.
Greeno, J. G., & Simon, H. A. (199?). Problem solving and reasoning. In R. C. Atkinson, R. J. Herrnstein, G. Lindzey, & R. D. Luce (Eds.), Stevens' Handbook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Vol. 2, pp. 589-672).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C. Rubin, & B. A. Wilosn (Eds.), Everyday Cognition in Adulthood and Late Life (pp. 300-32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Hayes-Roth, B., & Hayes-Roth, F. (1979). A cognitive model of planning. Cognitive Science, 3, 275-310.
Holyoak, K. J., & Thagard, P. (1996). Mental Leaps: Analogy in Creative Thought.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Hunt, E. (1989). Cognitive science: Definition, status, and question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40, 603-629.
Hutchins, E. (1991).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distributed cognition. In L. B. Resnick, J. M. Levine, & S. D. Teasley (Eds.), Perspectives on Socially Shared Cognition (pp. 283-307).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Johnson, E. J. (1988). Expertise and decision under uncertainty: Performacne and process. In M. T. H. Chi, R. Glaser, & M. J. Farr (Eds.), The Nature of Expertise (pp. 209-228). Hillsdale, NJ: Erlbaum.
Kellogg, R. T. (1994). The Psychology of Writing. New York: Oxford Univ. Press.
Kitchener, K. S., & Brenner, H. G. (1990). Wisdom and relective judgment: Knowing in the face of uncertainty. In R. J. Sternberg (Ed.), Wisdom: Its Natur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pp. 212-22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Klemp, G. O., & McClelland, D. C. (1986). What characterizes intelligent functioning among senior managers? In R. J. Sternberg & R. K. Wagner (Eds.), Practical Intelligence: Nature and Origins of Competence in the Everyday World (pp. 31-50). Cambrige: Cambridge Univ. Press.
Lachman, R., Bachman, J. L., & Butterfield, E. C. (1979). Cognitive Psychology and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 Introduction. Hillsdale, NJ: Erlbaum.
Larkin, J., McDermott, J., Simon, D. A., & Simon, H. A. (1980). Expert and novice performance in solving physics problems. Science, 208, 1335-1342.
Lave, J. (1993). The practice of learning. In S. Chaiklin & J. Lave (Eds.), Understanding Practice: Perspectives on Activity and Context (pp. 3-3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Lawrence, J. A. (1988). Expertise on the bench: Modelling magistrates' judicial decision-making. In M. T. H. Chi, R. Glaser, & M. J. Farr (Eds.), The Nature of Expertise (pp. 229-260). Hillsdale, NJ: Erlbaum.
Leinhardt, G., & Greeno, J. G. (1986). The cognitive skill of teaching. Journal of Educatiobnal Psychology, 78, 75-95.
Leprohon, J., & Patel, V. L. (1995). Decision making strategies for telephone triage in emergency medical services. Medical Decision Making, 15, 240-253.
Lesgold, A., Rubinson, H., Feltovich, H., Glaser, P., Klopfer, R., & Wang, Y. (1988). Expertise in a complex skill: Diagnosing x-ray pictures. In M. Chi, R. Glaser, & M. J. Farr (Eds.), The Nature of Expertise (pp. 311-342). Hillsdale, NJ: Erlbaum.
Murphy, G. L., & Wright, J. C. (1984). Changes in conceptual structure with expertise: Differences between real-world experts and novice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Learning, Memory and Cognition, 10(1), 144-155.
Olson, D. R. (1986). Intelligence and literacy: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intelligence and the technologies of represen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In R. J. Sternberg & R. K. Wagner (Eds.), Practical Intelligence: Nature and Origins of Competence in the Everyday World (pp. 338-36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Patel, V. L., & Groen, G. J. (1991). The general and specific nature of medical expertise: a critical look. In K. A. Ericsson (Ed.), Smith, Jacqui (pp. 93-12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Patel, V. L., Kaufman, D. R., & Magdar, S. A. (1996). The acquisition of medical expertise in complex dynamic environment. In A. K. Erricson (Ed.), The Road to Excellence: The Acquisition of Expert Performance in the Arts and Sciences, Sports and Games (pp. 127-166). Mahwah, NJ: Erlbaum.
Pea, R. D. (1993). Practices of distributed intelligence and designs for education. In G. Salomon (Ed.), Distributed Cognitions: Psychological and Educational Considerations (pp. 47-8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Poon, L. W., Welke, D. J., & Dudley, W. N. (1993). What is everyday cognition?, Mechanisms of Everyday Cognition .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Reitman, W. (1965). Cognition and Thought. New YorK: Wiley.
Resnick, L., Levine, J., & Teasley, S. D. (Eds.). (1991). Perspectives on Socially Shared Cognition.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Rumelhart, D. E. (1984). Schemata and the cognitive system. In R. S. J. Wyer & T. K. Srull (Eds.), Handbook of Social Cognition (Vol. 1, pp. 161-188). Hillsdale, NJ: Erlbaum.
Salomon, G. (Ed.). (1993). Distributed Cognitions: Psycholoigcal and Educational Considera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Salomon, G. (1993). No distribution without individuals' cognition: A dynamic interactional view. In G. Salomon (Ed.), Distributed Cognitions: Psychological and Educational Considerations (pp. 111-13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Scardamalia, M., & Breiter, C. (1991). Toward a Gerneral Theory of Expertise: Prospects and Limits. In A. K. Ericsson & J. Smith (Eds.), Toward a Gerneral Theory of Expertise: Prospects and Limits (pp. 172-19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Schon, D. (1983). The Reflective Practitioner. New York: Basic Books.
Scribner, S. (1986). Thinking in action: Some characteristics of practical thought. In R. J. Sternberg & R. K. Wagner (Eds.), Practical Intelligence: Nature and Origins of Competence in the Everyday World (pp. 13-3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Simon, H. A. (1973). The structure of ill-structured problem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4, 181-201.
Sternberg, R. J., & Wagner, R. K. (Eds.). (1986). Practical Intelligence: Nature and Origins of Competence in the Everyday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Sternberg, R. J. (1990). Metaphors of Mind: Conceptions of the Nature of Intellig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Sternberg, R. J., & Frensch, P. A. (1992). On being an expert: A cost-benefit analysis. In R. R. Hoffman (Ed.), The Psychology of Expertise: Cognitive Research and Empirical AI (pp. 191-203).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Sternberg, R. J., Wagner, R. K., & Okagaki, L. (1993). Practical intelligence: The nature and role of tacit knowledge in work and at school. In J. M. Puckett & H. W. Reese (Eds.), Mechanisms of Everyday Cognition .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Sternberg, R. J. (1996). Costs of expertise. In A. K. Ericsson (Ed.), The Road to Excellence: The Acquisition of Expert Performance in the Arts and Sciences, Sports and Games (pp. 347-354).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Stocking, S. H., & Gross, P. H. (1989). How Do Journalists Think? A Proposal for the Study of Cognitive Bias in Newsmaking. Bloomington, IN: ERIC Clearinghouse on Reading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
Thibodeau, P., Hardiman, P. T., Dufresne, R., & Mestre, J. P. (1989). The relation between problem categorization and problem-solving among experts and novices. Memory & Cognition, 17, 627-638.
Tuchman, G. (1973). Making news by doing work: Routinizing the unexpected.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9, 110-131.
VanLehn, K. (1989). Problem solving and cognitive skill acquisition. In M. I. Posner (Ed.),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Science (pp. 527-580).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Voss, J. F., & Post, T. A. (1988). On the solving of ill-structured problems. In M. T. H. Chi, R. Glaser, & M. J. Farr (Eds.), The Nature of Expertise (pp. 261-280). Hillsdale, NJ: Erlbaum.
Wagner, R. K., & Sternberg, R. J. (1986). Tacit knowledge and intelligence in the everyday world. In R. J. Sternberg & R. K. Wagner (Eds.), Practical Intelligence: Nature and Origins of Competence in the Everyday World (pp. 51-8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Wagner, R. K., & Parker, E. L. (1993). Reasoning about social and practical matters. In D. K. Detterman (E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and Cognition (Vol. 3, pp. 241-258). Norwood, NJ: Ablex.
Paper presented at the The Sixteen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Cognitive Science Society.
Wyer, R. S. J., & Srull, T. K. (1989). Memory and Cognition in Its Social Context. Hillsdale, NJ: Erlbaum.
黃光國. (1988). 人情與面子: 中國人的權力遊戲. 出自楊國樞 (編), 中國人的心理 (pp. 289-318). 台北: 桂冠出版社.
黃光國. (1993). 互動論與社會交易:社會心理學本土化的方法論問題. 本土心理學研究(2), 94-142.
朱瑞玲. (1988). 中國人的社會互動: 論面子的論題. 出自楊國樞 (編), 中國人的心理 (pp. 239-288). 台北: 桂冠出版社.
鍾蔚文, & 臧國仁. (1994). 如何從生手到專家. 出自臧國仁 (編), 新聞學與術的對話 (pp. 73-88). 台北: 政大新聞研究所.
翁秀琪. (1997, 1997). 批判語言學,在地權力觀和新聞文本分析. 送中華傳播學會97年學術研討會論文, 台北.
喻靖媛. (1994). 記者與消息來源互動關係與新聞處理方式關聯性之研究. 碩士論文, 國立政治大學, 台北.
許舜青. (1994). 新聞寫作歷程初探. 碩士論文, 國立政治大學, 台北.
陳順孝, & 康永欽. (1997, 1997). 新聞記者如何記實避禍----傳播者與社會情境互動的本土研究. 送中華傳播學會97年學術研討會論文, 台北.
陳曉開. (1995). 新聞編輯的專家與生手解題表現研究. 碩士論文, 國立政治大學, 台北.
鄭昭明. (1993). 認知心理學: 理論與實踐. 台北: 桂冠出版社.
posted by 福克斯 （薛良凱／Fox Hsueh） @ 11:05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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